宁财神：一个伪文学青年

“宁财神也成功，也没有安全感；也入世，也出世；也善良，也邪恶；具有一切天才少年儿童的不稳定因素，骨子里是一典型上海男人，语言和思想却很像个北京人。”这就是好朋友李寻欢对宁财神的概括。

伪文学青年的网络时代

宁财神的真名叫陈万宁，他说，当初上网注册网名时，他本意是想叫“宁采臣”，就是《聊斋》之《小倩》里那个倒霉的痴情书生，没想到这个名字已被别人抢注。考虑到广东话里，宁采臣谐音宁财神，于是就有了这个网名。在做编剧之前，宁财神曾经是网络知名写手，以写鬼故事和酸段子见长，与李寻欢、安妮宝贝并称为网络上的“三驾马车”。然而，在宁财神看来，网络成名完全就是“走了狗屎运挡都挡不住”。

宁财神说：“小时候化学成绩挺好，语文也还可以，但是作文从来没及格过。长大后开始写作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是因为我小时候写得特别有个性，老师才不给高分。后来我妈把我从小到大的日记本、作文本收起来了，我有一次看到了，发现小时候全是错句病句。

“小时候不知道写作是干什么的，长大发现有时候通过写作可以跟自己对话，才会喜欢这感觉。比如写作时会不断用文字跟自己的心在对话的时候，那种感觉还是挺舒服的。”

1994年，宁财神的朋友在北京办了个公司，请他去帮忙。在上海做期货并不成功的财神如约到了北京。折腾了几年，公司破产了。朋友们各奔东西。“1996年八九月份，期货歇菜，我从汇园公寓搬出来，到双安对面的筒子楼住，交完房租买完东西，身上只剩下几百块钱，这种情况，持续了半年多。我住的地方，旁边有家‘半亩园’，我每天下了班，都过去吃晚饭，每顿饭，不能超过15块钱，否则到月底一定挨饿，所以每顿饭，吃了牛筋面，就不能吃抓饼。有时候想吃饼，就买了饼，然后带到旁边的小摊上，就着刀削面吃。吃牛筋面的时候，要么把汤喝光，要么拿饭盒装回去，晚上下方便面吃。我一个人呆在北京，不想回上海，因为当时交了个女朋友，不想离开她。”宁财神不太愿意回忆那段日子，然而，那段生活已经深深刻在了他脑子里。

宁财神在他的一篇《游园惊梦》的博客里，不仅提到了这段苦日子，连随之带来的后遗症也描述得格外清楚，“昨天跟我老婆逛街，发现在虹桥开了一家‘半亩园’，冲进去，一通狂点，光是凉菜就叫了五六个，我跟我老婆一人一碗面，都是最贵的！还有抓饼和牛肉馅饼，一顿饭下来，连三分之一都没吃完，结完账，包都不打，零钱给服务生，随后扬长而去———心里那个爽！”

直到跟朋友学做设计，宁财神才重新看到了希望，发现原来自己并不是除了期货什么都不会干的人。宁财神认真动笔写文章是在1997年，当时他遇到一个女孩。身上没什么钱，唯一能给她的礼物，就是写一些文章，打印出来给她看，或者自己设计制作一个杂志，里面的诗歌、文章全是写给她一个人看的。偶尔，也会把写给那个女孩的东西贴到网上去。

财神说，一开始写作那会儿有点莫名其妙的，感觉就像文曲星附身，后来回过头来再看以前写的东西，我就觉着奇怪，这是我写的吗？一个从来不写作的人对文字的感觉怎么会如此之好？但是成名之后，以为自己很不错了，开始想编故事了，就老写那不着调的东西，结果适得其反，越写越烂。

做了两三年设计后，宁财神想换一种活法。一是嫌了点钱，对当时生活状态不满意了，因为做设计很苦，忙的时候一个礼拜只能睡两到三个小时。二是做了一段时间设计后，他发现自己在这行没天分，做不到最好。“我性格里有很敬业的地方，我从小就个是想要做一件事情就想方设法做到最好的人，既然做不到最好，那我就换职业”。

适逢榕树下网站创办，1999年底财神回上海，在“榕树下”做运营总监。在这里，他和李寻欢成为同事，同一张办公桌，被称为榕树的左膀右臂。财神与李寻欢1998年就在网上认识，两年后上海搞一个网络文学大奖赛，两人都是评委，自此成为好朋友。李寻欢说，财神是“榕树下”最高级的美编，但是色盲。财神容易相处，特别不像领导，见了谁都很谦虚，恨不得鞠躬90度。与人初次相识略有些结巴。一旦熟了就滔滔不绝。

天才少年的编剧生涯

成为专业编剧前，宁财神曾在工作之余客串过一把。2000年2月，宁财神和几个网友在北京三里屯一家酒吧里喝酒聚会，几个人都是网络文学的爱好者，无意中聊到要写写电视剧本，说干就干，就动手写起来。宁财神、俞白眉、Mikko三个曾先后在北京的温泉宾馆、一间民宅、和敬府宾馆以及香山脚下一海军电影招待所集中写作《网虫日记》。在写作期间往往是“白天抽烟”，“到凌晨1点大家就凑一起聊”。初稿在4月份就完成了，并于4月底第一次拿给王朔看。宁财神形容王朔当时的反应是，“他都不忍心批评”，只是“打了个哈欠”。宁财神凑了半个月热闹，中途逃了出来，剩下俞白眉和Mikko硬着头皮写完、拍完。宁财神说，他这才发现小说和剧本完全不是一回事。在此期间，财神又失恋了，女朋友去了美国。他说：“这是我最后一个写小说的阶段，当时写了七八篇文章，10万字，感觉挺不错的。”但他直言，写小说很奢侈，成本高。“很少有人能像安妮宝贝，小说出来首发至少有10万，不仅能保本还能盈利。如果连成本都收不回，没有书商会愿意出书。”宁财神说。

2002年网络泡沫，宁财神觉得“榕树下”再没什么好玩的东西了，辞职离开了网站。财神的好朋友白眉一直在做编剧，就鼓动财神再试着做编剧。直到这时候，宁财神依然认为，编剧和娱乐圈有关，而凡是与娱乐圈有关系的东西都比较浅薄，所以没太把写剧本当回事。宁财神说：“最开始在英达的公司，跟一个老编剧学着写剧本，记得最开始那集写完，白眉帮我改了前半集，后半集我一个字也没改原封给了老编剧看，没想到他看了后说，‘前半集写得很好，后半集不行’，我这才发现，原来剧本的标准特别清晰，好就是好，不好就是不好，和小说‘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’不一样。编剧需要的脑力投放量远大于小说，我由此对这个行业有了敬畏之心。没事就琢磨编剧的技术。这之后，我对很多东西都心存敬畏，人也温和很多。不再像小时候老把‘骂人骂出花来’当本事。”

在写《武林外传》之前，宁财神已经写出了《健康快车》、《都市男女》等情景系列喜剧，并拿过飞天奖，对于如何写情景喜剧，开始有了很多自己的想法。正好导演尚敬想做一个形态上全新的喜剧，宁财神有武侠情结，觉得既然是喜剧，就需要找一个很严肃的母题，做一个彻底的颠覆才有喜剧效果。但是最开始他与导演在艺术观上发生了争执。宁财神说：“我善良时特别善良，恶起来特别恶，我就想写得‘刻薄，恶毒点’，这样才好笑，但是导演是军人出身，希望多一些主旋律，多一些温情，我们最后达成了共识，取了个中间值。否则这个戏笑声的强度会更大，但观众群可能更少。”当问到写《武林外传》期间最好玩的事情是什么时，财神毫不犹豫地说：“认识了我老婆，和她结婚。”

宁财神的妻子叫陈娇娥，武汉人。两人相识于2003年的一次朋友聚会，陈娇娥对宁财神的第一感觉是，“这个人很闷”。陈娇娥说：“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们说起了《都市男女》，我说，这片子太有意思了，然后他说，这个剧本是他写的。我一下子就对他有了好感。”当时宁财神正在构思《武林外传》，就和陈娇娥聊起了这个新剧本。一直聊到所有朋友都回家了，两人才分手。第二天，两人又单独约出来接着聊《武林外传》。

陈娇娥说，宁财神很会追女朋友。上大学的时候，要谈恋爱，看电影得花钱，出去打车都是钱，但一个月只有几十块钱，为了赚钱，他不光卖盗版的CD，还卖牛仔裤，把买回来的牛仔裤磨旧，然后卖出去。他有一个双卡录音机，一些同学拿空白的带子来录歌的话他会适当收取费用。

李寻欢也曾打趣说，财神打小就开始追女朋友，对每个女朋友都特别当真，喜欢订婚，但是每次都被人给甩了，而且几个女朋友都出国了，后来他就开玩笑说：“别上新东方了，我这儿就是一出国培训基地。”

但是，这次恋爱似乎有所不同。陈娇娥说，是她自己主动追求宁财神的。她坚持认为宁财神长得很帅，是自己喜欢的类型。然而，“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我的朋友对我的看法都不敢苟同，他们都说我‘审美畸形’”。

写《武林外传》的那段时间里，宁财神和陈娇娥24小时呆在一起，宁财神写完一集就打印出来给陈娇娥看，陈娇娥如果看了觉得不好笑他就重新写。

李寻欢说，写《武林外传》时，财神与外界几乎没有接触，写完《武林外传》，出来再见面，说话都不利索了。宁财神自称“有人类恐惧症”，手机一响，就浑身哆嗦，恐惧。

《武林外传》开拍的时候，宁财神最开始还在现场呆着，但一个月后就再也不去了。原因是，他老给人出馊主意。比如说，对有些台词该怎么说，他有自己的想法，爱跟导演和演员争执，后来导演就说，好，那就按财神想的说台词，结果事后证明每次都是导演对。

财神说自己不叛逆，最多是蔫坏。在《武林外传》里，秀才墙上有一幅字，叫“六人行必有我师和看上去很美”，那是财神的朋友写的，但是财神的主意。财神说，虽然自己很欣赏梁左老师的《我爱我家》，但是，在编剧上，他受《六人行》影响更深。“‘必有我师’就是说这个戏从大传承里有《六人行》的影子，他们是在讲这样一批年轻人的故事，他用什么心态用什么结构去讲这对我来说有很大帮助。‘看上去很美’指的是王朔，我整个文学观包括为什么开始写东西，其实受王朔的影响特别大。我也是从小看王朔的书，才知道原来这么说话会把人逗笑，才知道会有幽默这种东西。在北京呆了四五年，那时候不学会北京话打车会绕路，会经常被人欺负，所以没办法硬学。搞得很多看过我的戏的人都以为我是北京人。”

李寻欢和宁财神在道德、艺术、政治等观点上恰恰相反，很难达成共识，包括他写的“武林”，在开写时两人聊起来也存在分歧。李寻欢代表的是最平和最正统的想法，而宁财神则起伏不定，天马行空。

在李寻欢看来，财神骨子里是个典型的上海人，小资，注重生活品位。热爱名牌，穿的衣服都是范思哲这类顶级品牌；喜欢买房子，想要在全国各地买大的好的房子；但不喜欢汽车；吃饭喜欢去特贵但有情调的餐厅。只是有一个说北京话的外壳，因为他崇尚北京话和“抑扬顿挫”的陕西话。

宁财神：一个伪文学青年

宁财神曾经半真半假地写过一段这样的文字：“在接触网络之前，我和许多文学爱好者不大一样，我不爱读书，不爱想象，对所有新奇古怪的事物始终抱着抗拒心理，一般就爱在家呆着看电视，兴致来了就喊着破锣嗓子吼两把卡拉OK，并经常受到我家隔壁五年级月月小朋友的强烈抗议。以前也写过一些伪朦胧诗，最后也由于实在语无伦次得连自己都看不下去，就学着黛玉把稿给焚干净了。

1991年我以少年大学生的身份进入上海某无聊大学学习国际金融，在此期间不但受到我父亲每周催稿（恒指行情分析）的严酷镇压，还得面对日益繁忙的社会工作（我打小就自力更生，靠卖盗版CD赚出了所有学费和请女同学看电影的票钱）。用以前写的行情分析攒完了无聊至极的毕业课题之后，我光荣毕业了，并迅速打入敌后，在某资本主义天空下开始了我惨不忍睹的异乡生活。

终于某一天，我被淘汰了，于是，我灰溜溜地来到北京，来到了这个彻底改变我所有语言习惯的城市。我保持着在BBS上发帖子的习惯，完全是因为四通安其和侠客岛的朋友们丧失原则地鼓励我，支持我，并一如既往地忍耐着呕吐的欲望，看完了我所有的小段儿后还含着委屈的泪花儿说好。那份感动，小弟至今未敢忘怀。

我写这些东西，除了是给朋友看之外，还有最大的目的就是赚取巨额稿费，我一直幻想着能用稿费把我那台双缸洗衣机换成小天鹅全自动，说句虚的话，钱多钱少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：那是一个伪文学青年在人生道路上赚的第一笔稿费。

后来，我的梦想破灭了，因为洗衣机价格变动得实在厉害，编辑部寄来的钱，只够买一台微波炉的。于是，我每天能吃到热腾腾的巧克力蛋挞，也能一边吃着它一边思念我的那个她，写起东西来倍儿有感觉，恨不能一天就写出一部《花痴与海》来。”（文／李翊 摘自《三联生活周刊》2006年第6期）